为实现这一目标，莫迪政府将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清洁技术的目标与经济自由化和促进私营部门发展的政策结合起来。
62岁的蔡春林是广东工业大学经济学院的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博士生导师，他热爱教书，将教师视为自己一生的事业。
而在四十年前，22岁的蔡春林，此时正在准备他的第七次高考。大学校园距离他曾经只有一步之遥，但真正跨越这一步，蔡春林用了十年。
要读书
1978年，16岁的蔡春林第一次参加高考。
在学校里，他一直是文科的头名，小升初、中考，都是免试录取的优等生。课堂上，蔡春林的作文常被语文老师拿去念给全班人听，下了课，他也不爱打扑克，除了农忙时会下地、偶尔去海里捕鱼，一心想的就是要读书。
“我非常清晰地记得，在我七岁的时候，乡村小学的两位老师挨家挨户地走访，过来我家，动员父母让我们上学。”致公党广东省委会经济委副主任蔡春林说。
当时，蔡春林有位表哥已经在读中学，每次他去表哥家里，都要拿喜欢的书来看；另一位堂兄，是小学老师。所以从儿时起，蔡春林就想“做一个读书人”，将来毕业了，可以当一名教师。
1978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全国共有670万考生，招收40万人，录取率不到7%。在蔡春林就读的高中，一百多名考生里，只有一个人通过了这场考试。他这位文科第一名也没能上岸。
在当时，落榜是件寻常事。“没考上，我们就留下来跟着新一届高二生复读”，蔡春林说。
又读了半年，经长辈介绍，蔡春林前往当地的陶山区中学，做一名代课的英语老师。刚刚迎来改革开放，英语老师各地都缺，蔡春林一边自己备考，一边教学生读英语，他说：“那时学英语主要靠电台，我是跟着浙江人民广播电台的英语广播学的。”
刚到学校时，蔡春林只有17岁，不比学生们大多少，上课的第一要务是“镇住”人。他会先观察班上哪个孩子最调皮捣蛋，等到写板书时猛地转过身，把偷偷讲话的人逮个正着，给他一个“下马威”。这样，才能维持住课堂的秩序。
教学相长，1979年7月的高考，蔡春林成绩优异，足以进入理想的大学。但由于在家乡和工作地分别报考了不同志愿，违反了当时的规定，他最终被取消了录取资格。
重返校园
在1979年，做代课老师一个月的工资是29块钱。虽然生活算不上优渥，但至少不用为生计发愁。蔡春林边工作边读书，上过当地重点中学瑞安中学的高考复习班，回母校带过应届生的英语课，慕名前往听说“有个非常厉害的英语老师”的温州第二中学、跟刚考上大专的同学挤在一张不到一米宽的床上睡了几个月……纵然有过两次失败，他的冲劲依然没有半点消减。
1981年，蔡春林第四次参加高考，报考华东师范大学的英语专业。这一次，他考上了。
“我特意去把高考公布版上自己的名字撕回来，78、79、80、81，我考了四年，终于考上了。”蔡春林说。
然而，录取前的体检，蔡春林躺在做心电图的床上，听见外面有人说话的声音。他听不清在聊什么，只是心里想：这些人为什么在细语交谈？很快，体检结果出来了，报告显示蔡春林患有一种先天性心脏病，按照当时的规定，他不能被录取。
此后，蔡春林前往上海接受手术，恢复后又参加了82、83、84年的高考，但在诸多因素影响下，他没能再创佳绩。凭借自学，蔡春林陆续拿到过杭州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自考和函授文凭，但在他心里，一直都有一个愿望：去真正的大学里、真正地读书。
1988年，在蔡春林第一次参加高考十年后，梦想终于化为现实。
这一年暑假，经瑞安中学复习班同学李旭光介绍，蔡春林了解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要开办研究生师资班，他可以报读。就这样，他启程前往北京。离开家乡时，蔡春林已经做过陶山区中学、莘塍区中学等八所学校的代课老师，27岁，工龄就有十年。
来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后，蔡春林用两年时间上完了整个本科和硕士的全部课程。他说：“1988年，我的复习班同学给我指的这条路，改变了我的人生。”
后来，蔡春林下海经商，在2003年又弃商从教，回到他一生理想所寄之处——大学课堂。两年后，已经年过四十的他考上了对外经贸大学的博士，重返北京报到时，负责注册的高年级同学把他当成了学生家长，告诉他“家长不能进”，蔡春林说：“我不是家长，我是来报到的。”
如今，蔡春林已在高校里做了二十余年的教师，接下、送走了一届又一届的本科生、研究生和博士生。作为“一带一路”和“金砖国家”研究领域的资深学者，接下来，他的规划是与恩师、挚友一起创办新质生产力与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蔡春林说：“60岁以后，可能才是人生最辉煌的时候。”(完)(《中国新闻报》作者 王曦泽 报道)
【编辑:田博群】在明强小学，“爸爸教育”也是一个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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